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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术之外”的成就
时间:2012/12/23 22:56:29 作者:admin 点击:543 【

文物鉴定  启功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评价是:诗不如书,书不如画,画不如文物鉴定。可见先生在文物书画鉴定方面的成就也是颇让他老人家欣慰的。1957年8月出版的《敦煌变文集》,由王重民、王庆菽、向达、周一良、曾毅和启功六位先生校录而成,启功先生负责过录主校其中的《李陵变文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、《欢喜国王缘》、《秋吟一本》、《苏武李陵执别词》五种写本。
  早在1957年之前,先生学习鉴定书画时,就已经观摩了大量的敦煌写卷,并认识到敦煌写本在中国字体演变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价值,写有数篇关于敦煌写本的题跋,如,《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》、《唐人写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〉残卷跋》、《唐人写经残卷跋》三则及《武则天所造经》、《米元章书〈智慧清净经〉》中相关部分,均已收入《启功丛稿・题跋卷》。
  柴剑虹先生曾指出,以往大多数敦煌学研究者,有的只是关注甲骨卜辞、钟鼎铭文、简牍记事、敦煌
吐鲁番文书的内容,有的只是单纯欣赏某些“书法精品”,而不能从认识碑铭字迹与简牍及纸本墨迹的区别着手,透彻地解决字体、书法发展史上的根本问题。而在我国敦煌学界,从60多年前即已开始,真正从字体学、书法史角度来研讨敦煌写本的,启功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人。
  除了鉴定和研究敦煌写本以外,启功先生也对大量古代文献、文物、书画碑帖进行了考证与辨伪工作。在经眼了许多书画作品和文献真迹后,启先生得出了很多具有颠覆意义的观点。比如在《〈兰亭帖〉考》一文中,启先生就对诸多传世的摹本刻本细心的整理,并将这些本子归纳成了五类:唐人摹拓本、前人临写本、定武石刻本、传写本、伪造本。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,启先生做了精当审慎的鉴别和考订,终于得出了富有说服力的结论:王羲之最初书写的草稿,唐初进入御府,其间有许多人进行过摹拓和临写,真迹殉葬后,坊间流传的只是摹拓和临写的本子。
  北宋时期发现的定武石刻本,因为较其他刻本更为精致,所以被当时的文人所推崇和珍惜,而唐代的临摹本也就与定武本并行于世。宋本与唐本相比,因为后人不断摹拓,笔锋渐秃,字形也近于板重;而唐代临摹墨迹本,笔锋转折,富于流动性,于是后人便主观臆断为欧临,其他为褚临了。
  文物鉴定上先生也大胆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模糊论”。在他所著的《书画鉴定三议》一文中他谈到了自己对书画鉴定三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观点:一是,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;二是,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;三是,鉴定中有世故人情。他根据所知的真人真事总结出八条世故人情:一、皇威,二、挟贵,三、挟长,四、护短,五、尊贤,六、远害,七、忘形,八、容众;并对这八方面逐一分析原因,举出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,最后提出要虚心容众,不拘一言堂的结论。
  绘画功力  启先生从小跟随贾羲民(尔鲁)先生学习绘画,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他的画作清新高雅、构思独运,内涵丰富、意境深远,尤显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和时代风采。他不但画的一手好画,还对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不同流派及作家作品风格,都有全面的认识。
  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,他的字、画以及书画鉴赏,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。他善画山水,远师董源、巨然和黄公望。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、清新秀丽。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,认为唐宋以来,画家也如禅宗那样分南北二宗,将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,称“南北宗”。启功先生考察大量文献材料得出结论:“唐代的各项史料中,绝对没有看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,更没有见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。”(《山水画南北宗说辨》)启先生精辟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董说四个方面的矛盾:“一、山水画和禅宗一样,在唐时就分了南北;二、‘南宗’用‘渲淡法’,以王维为首,‘北宗’用着色法,以李思训为首;三、‘南宗’和‘北宗’各有一系列的徒子徒孙,都是一脉相承的;四、‘南宗’是‘文人画’,是好的,董其昌以为他们自己当学,‘北宗’是‘行家’,是不好的,他们不应当学。”启先生凭借自己对绘画史的了解和绘画技法及作家作品风格的熟悉,对这四点一一进行了有力的辩驳。最后,先生在文章中犀利地指出董其昌立“南北二宗”说的动机是自私的,而“南北宗”说是伪造的,是非科学的。
  书法造诣  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被公认为内刚外柔、刚柔相济、铁画银钩、典雅飘逸;既有阳刚之气,又有阴柔之美;既有魏晋风神,又有时代精神。而他在书法理论上,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针对赵孟“书法以用笔为上,而结字亦须用功”(见《兰亭十三跋》)的说法,启先生提出“结字重于用笔”这个全新的观点。他在古代法帖碑版的研究中发现,优美的字的重心不在格的正中,而在偏左边上角。在这一位置画一“十”字,其交叉点与边框之比,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,即5∶8,或者0.382∶0.618,这就是他著名的“黄金律结字法”。他的《论书绝句一百首・九十九》有诗云:
  用笔何如结字难,纵横聚散最相关。
  一从证得黄金率,顿觉全牛骨隙宽。
  启功先生书法的“学术”或“学问”,他的论书诗,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历代法书、成说的态度和结论。用诗来写“论文”,虽不是启先生的发明,但要证据确凿、力排众议,同时又识高见卓、生动幽默,能超过他的恐怕鲜有高明。他的诗、韵文如“谜面”,题跋同“谜底”;粗观诗以为大意如此,细读跋文才发现恰恰是扣盘扪烛;如此一波三折悬针垂露,方能探得奥秘,让人翻然顿悟。例如:
  江心水拓瘗鹤铭,坊间木刻黄庭经。
  翁何递赞缘何故,同样模糊看不清。
  题记曰:“何子贞题汪退谷本曰:‘覃溪诗云,曾见黄庭肥拓本,憬然大字勒崖初,此语真知鹤铭,亦真知黄庭者。’按二者所同,在其模糊而已”。
  论及书法,启先生诗云:“学书别有观碑法,透过刀锋看笔锋”,“少谈汉魏怕徒劳,简牍摩挲未几遭。岂独甘卑爱唐宋,半生师笔不师刀。”“名家之书,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也”。(《启功论书札记》)“或问学书宜读何种论书著作,答以有钱可买帖,有暇可看帖,有纸笔可临帖。欲撰文时,再看论书著作,文稿中始不忧贫乏耳”。(《启功论书札记》)这些书法方面的经验,都是先生在做诗时不经意间提到的,值得仔细揣摩。
  旧体诗作  启功先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旧体诗人之一。《启功韵语》、《启功絮语》、《启功赘语》,书中收六百余首诗词。别人向他求字,他也多以自作诗题赠。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论述历代诗歌之不同:“唐以前诗次第长,三唐气壮脱口嚷,宋人句句出深思,元明以下全凭仿。”他钟情唐人的“脱口嚷”。
  在《启功韵语》的自序中,先生就一个“韵”字提出自己的看法:“我所理解的韵,并不专指陆法言‘我辈数人,定则定矣’的框框,也不是后来各种韵书规定的部属,只是北京人所说的‘合辙押韵’的辙和韵,也就是念着顺口、听着顺耳的‘顺’而已矣!”在《三语集》的自序中,启先生又一次提到了诗韵的问题。一次住院时,他没有韵书可查,就按照北方的十三道大辙来压韵,就此“放胆打破韵书拘束的开始。再后胆愈大、手愈滑,写了更多不合韵部的仄仄平平仄,就拿词、曲用韵来解嘲。”
  除了对诗歌孜孜以求的热爱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,启先生还对诗、书、画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有精深的研究。启先生认为,就书和诗的关系而言,一方面,“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,”另一方面,书法不是一般的符号,它与所书文字的风格内容,书者的心情意绪都有一定的关联。就书与画的关系而言,传统的“书画同源”仅仅涉及的是书画在工具和技法上的相似,而“书画同核”则深入到决定书画所形成的关联的内在层面。这个“核”,包括了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工具,共同的爱好憎恶、表现方法等等,也就是综合了所有这些因素的“信号”。而诗与画的关系,就好比是同胞兄弟,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母亲,那就是生活。
  启功先生的“本行”是老师,本文所涉文物鉴定、书法、绘画和诗歌创作,都被他自己戏称为“不务正业”。他的本职之外,为自己营造了一片自由的天地,他广种博收,成果赫赫,不论是在诗、书、画等艺术的创作实践,还是创作理论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,值得人们深入地探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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