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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亲化雨 如坐春风
时间:2012/12/23 23:12:12 作者:admin 点击:648 【

10年前,当褚斌杰60华诞的时候,弟子们欢聚一堂,为先生祝寿。那个会的规模不算很大,但气氛热烈融洽,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亲和感。好像一大家子人,平日散处各地,难得一聚;适逢长者大寿,大家从四方八面赶来,既为长者祝贺,也彼此交流,畅叙亲情,陶醉在“家”的温馨之中。散会后,我陪褚斌杰走出会场,对先生说:“今天的会开得真好!可见您的道德文章,使弟子们着实敬佩。”先生答道:“我哪有什么道德文章呀!我只有四个字:与人为善。”我立即想起了《孟子》的名言: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 褚斌杰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表率。

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,当时褚斌杰是游国恩先生的助教。第二年,游先生的嫡传弟子萧雷南先生给我们年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,褚斌杰给我们上辅导课,从此有幸成为褚斌杰的门生。但我知道他的大名,却是在此之前。那是1955年冬,我在长沙市一中读书,滥竽充数地担任着该校文学会会长。这文学会的指导教师是彭靖,彭靖是当时湖南的著名诗人,酷爱唐宋诗词。在文学会的一次活动中,彭靖对我们说:“有一位叫��斌杰的学者,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关于〈长恨歌〉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》,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。我们文学社也应当关心这件事。”然后,他就布置任务:认真阅读《长恨歌》和那个“叫��斌杰的学者”的论文,下次活动就讨论《长恨歌》的主题思想。但当时,还没有一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唐诗选本,只好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陈婉俊的注释虽然详细,但全是文言,还有很多词语只注出处,没有释义,我们都似懂非懂。好在褚斌杰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,大家都看得懂,而且一致同意他的观点。在我们这群中学生看来,那个“叫��斌杰的学者”已经把《长恨歌》的主题思想说得清清楚楚了,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?我向彭靖老师汇报了大伙儿的想法,彭靖说:“那就换个题目。正好湖南人民话剧院在演出《雷雨》,我去弄些票,大家去看戏,看完戏,再跟导演与主要演员座谈。”这个主意太好了,大家一致拥护。《长恨歌》的讨论虽没有搞成,但褚斌杰的大名却已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。在我幼稚的心灵中,那位“叫��斌杰的学者”,肯定是个两鬓苍苍的老教授。直到上了北大,我才发现:原来这位“叫��斌杰的学者”并非“老教授”,而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教师。看样子,比我也大不了几岁,而比起我们班那几个“老资格”的调干生来,说不定还小几岁哩!

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材济济,名师辈出。我入学之后,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,觉得系里教文学课的先生,大致可以分为三类:一类是高不可攀的泰斗。如游先生和林先生,历来是众望所归。第二类是令人敬畏的严师。如萧雷南先生,讲起课来,一板一眼,严丝合缝,那版书尤为漂亮。每逢引用游先生的论著,必恭恭敬敬、端端正正地在黑板上大书“游先生曰”四个楷体字,并郑重地教导我们:“这是家法!”他很注重仪表和服饰,头发向来是一丝不乱的;一年四季的衣服,也从来看不到一个褶子。他不苟言笑,也很少跟学生聊天。因此,我一直很尊敬他,但也很怕他。1958年夏天,为了“支边”,萧先生突然被调到内蒙古大学去了。临行前,萧先生竟然到我们学生宿舍来辞行了,同学们非常感动,师生恋恋不舍。直到此时,我们才知道:这位严师,他内心是如此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学生。还有一位是吴组缃先生,我特爱看他写的小说,更爱听他讲小说――那已经不是听课了,而是一种美的享受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就是怕他。从本科到研究生,我在北大上了九年学,却从来没有和吴先生个别交谈过,更没敢去他家拜访。当然,大多数老师是平易近人的。在这类师长中,老者有慈祥而幽默的杨晦先生;中年有风趣机敏、语必惊人的王瑶先生,老成持重的季镇淮先生,学识渊博而且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先生,还有和蔼可亲的冯钟芸先生;当时尚属青年者,则有热情豪放的陈贻�{先生,浑身充满青春活力的乐黛云先生和潇洒爽朗的��先生。还有一位朱家玉先生,她是钟敬文先生的入室弟子,教民间文学,脸上总是带着一副大姐般的微笑,后来在“反右”运动中忽然失踪了,但她的音容笑貌,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褚斌杰有学问,有才华,有名气,有风度,更有人缘,唯独没有架子;加以年龄和我们相近,因此同学们特愿跟他亲近。在当年文史楼的走廊上,在图书馆、大饭厅和哲学楼外的马路上,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学生,围着��先生,亲切地交谈。��先生爽朗的笑声,极富感染力。可惜,天有不测风云,褚斌杰给我们上课那年6月份,一场无妄之灾从天而降。第二年,褚斌杰就调到中华书局去了。算起来,褚斌杰教我们还不到半年,但我们年级的同学一直依恋着他。大约是1984年的春天吧,褚斌杰和我应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,到南宁去参加审稿会。我们年级在南宁工作的胡冠莹、顾建国、卢东、关元光等同学,不知从什么渠道,打听到了褚斌杰来南宁的消息。我们下榻的第二天晚上,他们就急不可待了,结伴来到宾馆,拜访褚斌杰。见到阔别了20多年的恩师,他们非常激动,纷纷向先生问候,追忆先生对自己的教诲。听说褚斌杰血压高,他们很着急,再三请求先生多多保重,按时服药。褚斌杰也很激动,一一询问弟子们的工作和家庭情况,言谈话语之中,透出一派长者的慈祥和关爱。临别时,他们再三叮嘱,要我好好侍候先生,不要使先生太累了。我牢牢记住了老同学们的嘱托。

人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,往往终生难忘,乃至老而弥深。1999年12月4日,我参加了北大中文系主办的“游国恩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”。在褚斌杰的鼓励下,我也发了言。后来又在褚斌杰和游宝谅先生的鼓励下,将发言整理成文,发表在《文教资料》上。那文章的题目,就叫《高山仰止》。去年冬,方铭教授创意,为了纪念林先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,写一篇《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》。这文章主要是方铭写的,我只作了一点补充。但在补充的过程中,我觉得林先生这座“高山”越来越高了。20多年来,我已养成一种习惯:每逢春节,必依次到林、陈、袁(行霈)、��四位先生家中拜年。为什么把��先生放在最后呢?那是由于,我拜了半天年,实在累了,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。褚斌杰家最合适。到了这里,不必太讲究坐的姿势,也不必考虑说话的内容和分寸,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,特痛快;况且,先生还纵容我的不良嗜好,每年必备有好烟款待。如此,不知不觉,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。头一回,先生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半,热情地留我吃饭。我只得实话实说:“我是湖南人,生平就不喜欢吃饺子;但我妻子是山东人,按她们老家的习惯,大年初一的午餐,必须是合家团聚吃饺子。”先生很体谅学生,从此再也不强留了。

褚斌杰成名甚早,1955年7月10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《关于〈长恨歌〉主题思想及其评价》,使褚斌杰名声鹊起。不久,又出版了《白居易评传》,奠定了褚斌杰在学术界的地位,其时褚斌杰才24岁。当年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,人人都发表过论文,但有学术专著的却不多。而褚斌杰24岁时出版的《白居易评传》,恰好是24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,时间已证明了它的学术价值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褚斌杰的学术生命被迫中断了20余年。按林先生的观点,这恰恰是最富于创造力的20余年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,褚斌杰回到北大,日以继夜地拼搏,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,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出。1990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(增订本),开新时期文体学研究之先河,其中的许多观点,不断被人引用。终于在去年,北大中文系建立了“古代文体研究中心”。 褚斌杰“导夫先路”的功劳,已载入了历史。1998年出版的《先秦文学史》,是褚斌杰和他的得意门生谭家健合作主编的,是代表新时期文学史研究水平的力作之一。1999年,褚斌杰出了两本书:7月出了《诗经全注》,12月又出了戴震《屈原赋注》点校本。前者代表了我国近30年来《诗经》研究的新水平,采摭既甚广博(除褚斌杰在《前言》中已说明的《毛诗传笺》等十三种外,我从书中发现的就还有二三十种西汉至现代有关《诗经》的专著),抉择尤为精审,且时出新解,富有创见。近3年来,我查阅《诗经》,就拜读褚斌杰的大作,深感阅读极为方便,一册在手,凡遇疑难,无不冰释。

褚斌杰禀承游先生和林先生的优良传统,对工作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。近20年来,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研究生数量遽增,而论文答辩又几乎都集中在6月上旬。褚斌杰学识渊博,人缘又特好,自己带的研究生也多,因此,每年这个时候,就成了褚斌杰的大忙季节。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那天安排了三场答辩,其中两场是褚斌杰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。那天特别热,而中文系会议室还没有装空调,两台电扇扇出的也都是热风。第二场答辩开始后不久,��先生就频频出入,我担心起来:怎么这样尿频?可别像我一样得糖尿病!下午第三场时,这种情况有增无减,我终于坐不住了,悄悄跟了出去。一到洗手间,发现他正在用凉水冲脸冲手冲脚,我问:“褚斌杰,您干嘛?”先生答道:“降温,降温!”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,但看到他浑身水淋淋的样子,我又难受起来。但他若无其事,擦干了水,又回到主席的座位上,艰难而坚定地支撑着,直到宣读完答辩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与评审决议,才松过一口气来。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,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褚斌杰多才多艺。早在学生时代,他就选修了林先生的“新诗习作”课,从此成为林门弟子中新诗写得最好的一个。凡遇林先生大寿,他必作一两首“仿林庚体”新诗,既表达了他对林先生的敬爱,也表现了他的诗才。今年1月27日下午,袁先生和我去给林先生拜早年,谈起新诗,林先生夸赞道:“��斌杰的新诗就写得不错。” 褚斌杰还会写快板,说快板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文化部“五七干校”的时候,当时搞军事编制,褚斌杰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算是14连,黄筠所在单位商务印书馆算是15连,我所在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算是16连,再加上中国文联和作协那个连,四个连合编为一个大队。林彪摔死后,军宣队对我们这些“臭老九”的监管也有所放松,还时不时搞点文艺演出。每次演出,必有褚斌杰与李思敬先生合说的快板,那当然是他俩自己编的。我坐在台下,看着褚斌杰的演出,又依稀看到了先生五十年代的风采,但接着是一阵悲怆袭上心头:这不是黄连树下弹琴,苦中作乐么!须知当时“干校”的体力劳动,就远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胜任,何况还有无所不在的精神折磨和前途茫然的思想苦闷呢!然而,先生的表演是精彩的,每次必博得热烈的掌声,终于赢得了“��快板”的美名。褚斌杰历来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,事事总先为别人着想。1995年,詹�A先生来到北京,我陪他去看望过裴斐先生。后来我跟褚斌杰说起此事:“听说裴斐先生很个色,但这次我和詹�A先生去看他,倒是谈得很投机的。” 褚斌杰赶紧解释道:“裴家麟(裴斐原名)是有点个性,但那也是逼出来的。当年我们十几个人被打成右派,大多数总算保住了饭碗;他是极右,开除公职,遣返原籍,从此流落江湖,什么活都干过,什么苦都吃过,性格怎能不变呢!”并叮嘱我:“如果今后有人再说裴家麟各色,你要向他们解释。这人的心地是善良的,又很有才华。”仅此一例,便可见出褚斌杰的宽容和厚道。正是由于这种难得的肚量,使褚斌杰在学界人缘极好,口碑极佳。褚斌杰带我参加过屈原学会的三次活动,每次都是下榻伊始,来拜访和请教的人就川流不息,有时谈到很晚,褚斌杰仍热情洋溢,毫无倦意。但我想:您明天还得主持研讨会呢!记起老同学们“不要使先生太累”的嘱托,我就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了。在这些活动中,我都能听到楚辞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对褚斌杰的赞美,并亲身感受到他们对褚斌杰的敬佩。这个学会的各路诸侯,无不以能有褚斌杰这样的会长而感到庆幸。近两年来,褚斌杰不断跟我说起,这个会长当得很累,该让他们另请高明了!我心想:这事儿,恐怕还不容易办到哩!

褚斌杰对弟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,但又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。他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,使弟子们逐渐悟到治学的门径。他一贯坚持身教重于言教,感化多于训诲。偶有弟子在学习或论文写作上走了弯路,他并不责怪弟子,而是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然后与弟子一起,共同补救。如果时间紧迫,他就采用流水作业法,学生写一节,他改一节;学生完成一章,他就审定一章,师生全力以赴,取得较好的成绩。如今,褚斌杰早已桃李满天下,许多弟子都已学业有成,并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、教授、博导。但无论弟子们在哪里工作,也无论弟子们年龄大小,莫不倾倒于褚斌杰的人格魅力。我和不少师兄师弟师妹谈起褚斌杰,大家共同的感受是:在褚斌杰身边,真是如亲化雨,如坐春风。(本文作者系褚斌杰学生彭庆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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